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史宁中阐述教育改革新理念

“破壁”的教育：史宁中教授新理念下的课堂，正在发生什么？

文 | 陈启新（教育观察者）

前两天，一位中学老师给我发来一段课堂录音。他教物理，讲到“功”的概念，底下有学生突然举手问：“老师，我以后又不当工程师，学这个到底有什么用？” 这段录音让我愣了很久。不是学生的问题有多刁钻，而是这种“用处”的追问，恰恰戳中了当下教育最深的那个结——我们到底在教什么？为了谁？

恰好在同一个星期，我读到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。这位长期深耕数学教育与基础教育理论的老先生，没有谈什么宏大的“顶层设计”，反而讲了一个极为朴素的判断：“教育改革的真正难点，不是课程怎么编，不是考试怎么改，而是我们这群‘教的人’，愿不愿意先把自己脑子里的墙拆掉。”

一句话，把我脑壳里悬了很久的那盏灯，点亮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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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“有用”的知识，其实正在拖累孩子

史宁中教授在课堂上举过一个例子——小学数学里的“相遇问题”。很经典的那种：甲从A出发，乙从B出发，相向而行，问几点相遇。无数孩子被这个模型训练得滚瓜烂熟，甚至形成了条件反射：见到“相遇”就列方程。可当教授换了个问法：“两个人从同一个地点出发，一个向东一个向西，走了一个小时后相距多远？”半数以上的孩子，竟然不会了。

原因？我们的老师太习惯“伪装”真实情境了。题目里的“相向而行”是理想化的，现实中的“相遇”可能是你在地铁口等我，我在超市门口找你——方向、速度、停顿全是变量。史教授把这种教育方法叫作“知识的套壳”：把真实世界剪裁成标准件，再教学生拼装。结果呢？孩子学会了拼装标准件，却丧失了面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。

2026年《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报告》里有一组数据：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中，能够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“家庭装修预算计算”的高中生比例，仅为23%。而能够解释“为什么手机基站覆盖范围是扇形的”初中生，更是低到令人咋舌的8.7%。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，但知识一旦脱掉“练习题”的外衣，就变得面目全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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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人”还是“教书”？这道选择题从来不该存在

许多家长找我聊教育焦虑时，最常问的是：“新课标改了，孩子是不是更轻松了？” 我通常不直接回答，反问他一句：“您觉得，一个能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五十位的孩子，和一个看见圆形井盖就能想起‘圆在等宽性上最安全’的孩子，您更希望自己孩子是哪一个？”

史宁中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，藏在一次更早的讲座里。他说：“过去我们把‘教学’理解成了‘知识的搬运’——老师从书本里搬出来，学生搬进脑子。但‘育人’不是搬砖头，是种种子。种子有自己的生长节律，需要的不是堆砌，是阳光、水分和土壤。”

换句话说，教育改革的本质，不是把A教材换成B教材，而是把“教学生看书”变成“教学生看世界”。

我特别留意到史教授对于“学科育人”的阐释。他认为，每一个学科都是一扇窗，而不是一堵墙。语文不只是背诵古文，更是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；数学不只是解方程，更是用逻辑和模型解释世界的能力；历史不只是记住年代，更是从过去读懂今天的能力。这种理念，和2026年新版高中课程标准中强调的“核心素养”完全吻合——但关键在于，有多少老师，真的愿意把自己从“知识发布者”的位置上走下来，当一个“情境创设者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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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里的“笨功夫”：没有人能跳过这一步

我接触过不少教改先行者。有的学校搞“翻转课堂”，有的学校推“项目式学习”，热热闹闹。但史宁中教授的一句话让我清醒了许多：“真正的改革，往往不发生在那些最漂亮的教案里，而发生在最迟钝的提问中。”

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一个班里，总会有孩子问出“笨问题”。比如：“老师，为什么三角形的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？你拿量角器量一个给我看看？” 很多老师的本能反应是“这是定理，背下来”。但史教授的做法是，让学生撕三个角拼在一起，亲手验证。一堂课可以不上完，但一个“为什么”不能被敷衍。 这不是课堂效率的损失，恰恰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2026年，教育部在全国500所中小学进行了一项“课堂提问质量”跟踪调查，结果耐人寻味：平均每节课上，学生提出的“非预设性问题”（即老师备课时没准备答案的问题）数量，仅占所有提问的11%。而在这11%中，真正得到充分讨论和探究的，又不到四分之一。大部分“意外”的思考，被老师用“这个问题我们课后讨论”礼貌地搁置了。 那些搁置掉的，或许就是改革最需要的火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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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掉心里的墙，比改课程表难得多

史宁中教授在一次访谈中，讲了一个他观察到的细节。某个五年数学老师，教了二十年“分数加减”。新课标要求加入“分数与生活结合”的环节，他设计了一个案例：用披萨饼解释。但整堂课下来，他仍然忍不住在四十分钟里把三十分钟留给了“通分”的练习。他说：“我不教这个，心里不踏实。”

这种“不踏实”，才是教育改革最难啃的骨头。课表可以改，教材可以编，甚至考试方式也可以变——但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，他内心深处对“好教学”的定义，那种根深蒂固的安全感，不是一道行政命令能撼动的。史教授把这个问题归结为“教师的专业自觉”：没有自发的觉醒，再漂亮的理念，落地时也只是一层包裹在旧砖头上的新纸。

所以，当我们在谈“教育改革新理念”时，真正要谈的，其实不是某一个教授的新提法，也不是某一份文件的红头。而是每一个把孩子送到教室里的家长，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老师，能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一件事：今天教给孩子的，不该只是二十年前的答案，而是面对三十年后问题的能力。

那位物理老师后来告诉我，他决定在下节课上，不再一上来就讲“功”的定义。他打算先给学生看一段视频：工人搬砖、电梯上上下下、风筝被风吹走。然后问：“你们觉得，这些里面，哪些算‘做了功’，哪些不算？为什么？”

我不知道这节课会讲成什么样。但我知道，这也许就是“破壁”的开始。